经常抱怨自己太过感性，或者做事太过理性，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纠结到底是理性好还是感性好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，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，我在图书馆看到简·奥斯丁写的小说《理智与情感》，还没有看完里面的内容，我就被它的名字所吸引，于是我把书借回去之后，又把书读了一遍，书里新奇的观点可谓令人耳目一新，对感性与理性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。下面来看看理智与情感读后感,理智与情感的现实意义。
“理智与感情”一书是以当时英国乡村体面家庭的婚事为题材的。实际上，奥斯丁的六部长篇小说和她早期的习作都没有超出这一限度。在婚姻生活中，她最关注的是女主角，通常是那些有钱有势却没有地位的淑女。还好，这是一个相当狭窄的空间，但由于这正是奥斯丁一生所居住的空间，她对它了解最多，所以有条件地写出了公认的第一批英国现代小说。Osdin对当时的妇女问题作了高度的现实探讨。她将小说中的女英雄们放在当时的父权社会中加以审视。这个社会中，人的价值是以财产所有权为基础的。因为男性继承人继承了世代的财产，所以他们在开始时处于不利地位，只能服从于男性。奥斯丁这样的人物形象在他的小说中反复出现：“一个孤僻的父亲;一个沉默寡言的社会地位;一个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嫁给闺女的母亲;一个条件优渥的年轻男人，他是一个玩世不恭的男人，他表现了他优越的社会地位;一个待娶的女儿，从一个优雅的没有头脑的姑娘到一个有智慧有感情的年轻女人。面对如此严酷的世界，面对如此苛刻的条件，面对如此充满敌意的世界，女主角如何通过婚姻获得个人幸福?Osdin的忠告是要用理性去控制情绪。交友过程中，要谨慎行事，不能轻率地动情、任性地做。她相信，情感常常是女性行为危险的导火索。若遇上条件优越但用情不专的人，追求以身相许，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。男人不是因为喜新厌旧，而是因为父母的反对，选择了另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对象。这样的话，如果女方有感情，就会受到很大的心理创伤，难以自拔。
奥斯丁的这些观点，在这第一部小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。在《简·奥斯丁的经济决定论》一文中，英国自由派经济学家伦纳德·伍尔夫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：“情节和人物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金钱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“理性与情感”的整个开头围绕着达什伍德遗嘱中关于财产的问题，以及年收入一万英镑的约翰.达什伍德夫人的贪心。”正如奥斯丁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所揭示的那样，达什伍德家的两姐妹有着相反的性格特点：姐姐埃莉诺“非常聪明，遇事沉着，尽管她才十九岁，却能做一个好母亲的顾问……她心地善良……富有感情，但她知道如何控制感情;这是一门学问，她的一个妹妹还不肯肯学。姐姐Marianne的“才能在很多方面都不如姐姐”。…她是毫无节制地悲伤或快乐的。…一切正常，只是不谨慎而已。也就是说，玛丽安放任自己的情绪控制着自己的行为，而埃莉诺却不愿意受情绪的控制。因为两姐妹的父亲去世后，遗产归前妻所生的儿子约翰所有，所以她们俩的母亲不仅经济拮据，而且不得不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最后他们在德文郡的一个乡村别墅里安顿下来。这时，埃莉诺与她所爱的年轻姑娘爱德华(她嫂嫂范妮的弟弟)分道扬镳了，而玛丽安在乡间遇见并迷恋上的威洛比也突然有事前往伦敦。这对姊妹就这样与她们所爱的人分离了。
在这本书中，奥斯丁将主人公与姐妹们的性格进行了对比，从姐妹们的人生观、伦理学和社会观来讲述故事，从而塑造了一个“明事人”。在她看来，这是一位理想的女人。直到他们得知威洛比充分利用了他优越的社会地位，玩弄了玛丽安真挚的爱情，抛弃了苦命的姑娘埃莉莎，最后与富有的格雷小姐成亲，玛丽安才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愚蠢，她的母亲也承认当初十分欣赏威洛比，未免有些冒失。所有这一切反衬出，埃莉诺总是明智地对待事情对人。玛丽醒了过来，觉得应该更早以姐姐为榜样，谨慎地处理恋爱和婚姻问题，此时才想到早已爱上她的布兰顿上校。他们刚刚认识的时候，上校和他们的姐妹已经过了三十五岁，在当时十七岁的玛丽安的眼里，“已经是地地道道的老单身汉了”，“老得能当我的爸爸了”，而且“三十五岁总是谈不上结婚”。但上校刚开始时却爱上了她，因为害怕同样性格的玛丽安也会遭遇同样的厄运，因为他知道威洛比诱奸并抛弃了只有热情的姑娘埃莉莎。他总是关心玛丽安的幸福。通过长时间的接触，埃莉诺和她的母亲都深知上校的善良和高尚。当他病了以后，当他去接达什伍德夫人的时候，他终于向她表白了自己的爱。玛利亚在精神上成长，学到了很多东西，仅仅两年时间，她就克服了十七岁时对爱情的天真看法，愿意嫁给上校，承担起了做主妇的责任。
然而，作者对那个道德败坏的花花公子威洛比却不加丑化。当他初次露面的时候，正当玛丽安在别墅附近爬山的时候，他的脚失足扭伤了，他打猎时经过，便将她抱起送回别墅。他们母女立即被他的容貌和风度所征服。从此，他每一次露面，作者都是从别人的角度，赞美他。奥斯丁没有正面描述他所犯罪行的经过，而是通过上校先说出来的，最后又让他自己做个表白，说他后悔不已，对玛丽安的态度从来没有改变。这话竟博得了埃莉诺的同情，她想：“这个人的外貌和才干，都是由于早熟的独立生活而养成了懒散、放荡和奢华的习惯，他的心灵、性格和幸福都已被无以挽回。”作者似乎清楚地看到，威洛比也是这一体系的牺牲品，并将爱德华与他作了比较。他们都依靠富妇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，要靠自己来继承财产，但是爱德华一直是个正直的、有原则的人，最后违背了母亲的意愿，在个人幸福方面违背了母亲的意愿，而威洛比则屈从于环境带来的几乎毁灭性的影响，为了钱而牺牲了对玛丽安的爱，嫁给格雷小姐，后悔已经太晚了。书中，奥斯丁强调了这一点：对于当时的男女而言，制度比他们自己和他人更是敌人，每个人都是它的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害者。
尽管经济学都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“理性的人”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并不能保证自己总是保持一种理性的态度，太过理性也很容易成为人际交往的瓶颈，因此，适当的感性也是不可缺少的，它可以是平淡生活的调味剂，也可以是人际交往的平滑剂，因此，面对生活，我们需要理性，但也不能少了感性，因此，让感性和理性共存，才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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